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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七雄并立——戰國前期的“國際”格局》前言

文章類型:歷史沿革 瀏覽次數:2856 發布時間:2011-10-08 07:03:14
《七雄并立——戰國前期的“國際”格局》前言
周書燦
 
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關鍵性的重大變革和發展時期,王夫之《讀通鑒論》稱其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著名歷史學家楊寬先生將戰國時期分別概括為“關鍵性的重大變革與發展時期”、“連年進行合縱連橫的兼并戰爭時期”、“從分裂割據趨向統一的時期”、“百家爭鳴、英才輩出的時期”、“科學技術上重大的創造和發展時期”[1]。楊先生從以上五個方面大體概括出了戰國社會的時代特征,這一認識目前已基本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毫無疑問,戰國社會所具有的特殊的時代特征,決定了戰國史在整個中國古代史研究中頗具特殊的重要性。
然而,戰國以來,令學術界感到困惑的,盡管這個時代留下了大量文獻和實物資料,但關于其時代性的考察、史料的辨偽、典章制度的編整,卻有賴于近代以來從方興未艾到蓬勃發展的考古學資料的佐證和詮釋。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曾經論及《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2],并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
戰國時代最基本的史料是《戰國策》。此書出于戰國、秦、漢間,是當時游說之士世代傳習、隨時增益和編錄的總集,其中所保存的史料,也有不盡可信的。
《國策》是游說之士在遞相傳受中隨時編錄的總集,來源不一,其中又雜有縱橫說士懸梁刺股、簡練揣摩的擬說、擬作……而蘇秦、張儀以合縱連橫說六國,更是系統的夸張的擬作,按其情事大率與當時歷史條件無一相合……《國策》的成書和流傳的版本,存在這樣一大堆問題,我們要利用這些資料,就必須慎重地考慮了。
蘇秦、張儀是戰國時代合縱連橫說的箭垛式人物,戰國時代凡有關合縱連橫的說詞,往往都附會為他們的事跡而流傳下來。司馬遷為蘇秦、張儀作傳,雖然連篇累牘地羅列許多游說之詞,他知道其中年代錯牾,有許多都不是信史,……所以他就告誡后人對于這些史料要分別看待,其中有的是本事,有的是出于后人附會……凡有關蘇秦的故事和傳說,在戰國、秦、漢間的漫長時期中,還在不斷的塑造中,迄至司馬遷作《史記•蘇秦傳》時,蘇秦傳說始凝成定型。……凡有關合縱的傳說與擬作,附會為蘇秦的事跡,有的被涂改了,有的還保存著原狀,紛然淆亂。
在此基礎上,徐先生對戰國時期的文獻記載提出自己的看法:
戰國時的歷史,既賴當時游說之士遞相傳習而保存至今,但這些游說之士為達到其游說目的,對于當時的歷史不惜加以杜撰和竄改,也造成這個時期歷史不少的錯亂。這些錯亂的歷史,流傳二千余年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澄清。
雖然,徐先生論及的僅僅是《戰國策》的編寫和有關蘇秦的諸問題,但對于我們今天對真贗紛雜的古史材料進行科學的審查、澄濾,用真實可信的資料重建真實的中國古史,有不少重要的借鑒價值。
事實上,不惟文獻記載紛繁復雜,即使新出的考古學材料同樣也存在嚴格審查,考而后信的問題。諸如本書征引《 羌鐘》銘,不僅文字隸定,聚訟紛紜,而且劉節、唐蘭、徐中舒、吳其昌、郭沫若、溫廷敬等先生對器物時代與銘文考釋,也同樣存在不少重大分歧。不加分析地襲用王國維先生積極倡導并科學實踐的“二重證據法”,不僅不可能實現“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材料”的有機契合,而且可能給古史研究不斷造成新的混亂。
應該承認,20世紀以來,隨著新材料尤其近年來大量簡牘資料的出現,將戰國史研究推向空前繁榮與深化的新階段。傳統歷史考據學家對戰國史料的不斷深入考訂,新史學家、古史辨派及唯物史觀派等不同學術流派以嶄新的理論、觀念對戰國歷史不斷作更為深入系統的探究,為今天戰國史研究建立起了崇高的學術水準與新的起點。本書正是在前輩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對戰國時期史事進行一次較為系統的整理和發掘。從這重意義上講,這項繁難的工作并不具有什么開拓性與前瞻性,也尚遠未達到用真實的材料重建戰國真實古史的預期目標。
本書是試圖系統整理和發掘戰國史事的第一次學術嘗試。既為嘗試,尚難以論定該項工作或成或敗。依筆者的判斷,從公元前468年周貞定王元年到公元前354年齊、魏桂陵之戰可以視為戰國歷史的第一個階段。該階段,在變法改制的浪潮下,各國開始加強政治、軍事體制改革,以逐步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各種制度在洶涌的改革潮流中不斷實現著新舊交替,七雄并立的國家政治格局初步形成。今天,如果將歷史鏡頭再次聚焦這短瞬的114年,則不難發現,相對于劇烈兼并的戰國中晚期,這一階段并非風平浪靜,一片沉寂。春秋、戰國之際,周王朝政局動蕩,國家分崩離析。東西周分治以后,東周王朝的國力繼續衰落。與此同時,魏、楚、秦、齊、韓、趙、燕七個大國在戰國時期的政治舞臺上粉墨登場。
三晉中的魏國最早進行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李悝“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的推行,起到了增加國家田租,鞏固小農經濟和富國強兵的作用,其制定的《法經》則成為秦漢以后的中華法系的藍本。河西郡的設置,對于魏國西部邊防的鞏固和進一步向外擴張領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魏滅中山拉開了魏國大規模軍事兼并活動的帷幕,以魏文侯為最高軍事統帥的三晉聯軍伐齊軍事行動,則最終促成了三家分晉局面的出現。至魏文侯晚年,魏國迅速崛起,成為七雄中首屈一指的經濟和軍事強國。此后,魏國與齊、楚、秦、韓等大國,戰火連綿,三晉聯軍和楚對榆關一帶的爭奪,有利于加強和鞏固大梁一帶的軍事防務,從而為以后魏惠王徙都大梁奠定了基礎。魏武侯破趙救衛,攻楚魯陽,奪秦之陜,不斷獲取大片土地。公元前362年,魏國與韓、趙之間的同盟關系完全瓦解,魏國與齊、秦兩國之間的軍事沖突更為頻繁。石門之戰、少粱之戰,魏國連連遭遇挫敗,在秦、韓、趙等國的攻擊下,魏惠王不得不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徙都大梁后,在魏國的壓力下,三晉之間通過交換土地,魏國在中原地區的土地連成一片,從而造成十分有利的局面。魏國以絕對的優勢初步形成獨霸中原的政治局面。
三家分晉前,韓、魏聯合趙氏共滅知氏,《史記•趙世家》說:“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強于韓、魏。”直到三晉伐齊前夕,方形成“魏由是始大于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的嶄新局面。古代文獻塑造了胸懷寬廣的趙襄子和重義忠君的刺客豫讓兩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兩者形象應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眾多人物集體形象的化身。為了獲取更大的發展空間,趙襄子、趙獻侯等極力向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平原一帶發展,趙獻侯治中牟,不僅為日后趙國東進北上奠定了基礎,也初步奠定了戰國初年趙國在河北平原一帶的政治地理基礎。趙烈侯兼采儒、法思想,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改革,推進了趙國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趙敬侯徙都邯鄲是趙國政治和軍事中心的又一次轉移,也是戰國初年趙國疆域進一步拓展后,繼續北進南下的戰略性舉措。趙敬侯在位期間,國勢日趨強盛,通過一系列的戰爭,趙國疆域繼續得到開拓,在戰國初年的歷史舞臺上,趙國角色更為活躍。趙成侯時期,對衛地的繼續兼并,對齊地的攻掠,直接或間接參與伐秦的軍事行動,為攻滅中山做長期的軍事準備,都充分顯示出趙國擁有相當強大的實力。與此同時,趙國還進行多種靈活的外交政策,長期與韓國建立較為穩固的軍事聯盟,與魏國持續不斷的軍事沖突后,開始尋找軍事合作并建立相對密切的外交關系。該階段,趙國在七雄并立的歷史舞臺上角色頗為重要。
從三家分晉局面的出現到韓、趙、魏為諸侯,韓國極力加強對成皋等中原地區要地的掠奪。韓武子繼位第二年即發動伐鄭之戰。韓景侯在位期間,已將都城徙至陽翟(今河南禹州),不久韓國軍事力量已深入至鄭國腹地,兵臨鄭都城下。韓烈侯時期,由聶政刺殺韓相俠累引發韓國內亂,韓國基本上沒有進行軍事擴張,反而不斷遭到南方楚國、西方秦國的入侵,軍事上的失利和部分國土喪失,表明該階段,同其它六國相比,韓國的軍事力量還不夠強大。直到韓文侯時期,這一局面才開始扭轉。韓文侯通過伐鄭、伐宋等軍事行動,擴張了領土,擴大了韓國在七國中的政治和軍事影響。韓哀侯繼位后,將都城自陽翟徙至鄭(今河南新鄭),社會經濟和文化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韓懿侯在位期間,韓國與趙、魏等國的關系頗為復雜,韓、趙之間基本上保持著軍事和外交上的合作關系,韓、魏之間雖發生過軍事沖突,但總體上看,二國之間基本上仍以軍事合作為主,韓、魏之間的軍事和外交關系基本上仍可視為戰國初年以來三晉軍事聯盟的繼續和發展。韓昭侯九年之前,韓國屢屢遭到魏、秦、宋等國入侵,軍事上連連失利。與此同時,韓國竭力與魏國建立軍事與外交關系,韓、魏之間通過外交手段交換土地,使兩國土地連成一片,客觀上對韓、魏二國的發展造成十分有利的形勢。巫沙之盟預示著天下形勢逐步發生新的變化,列國之間的合縱連橫活動即將全面展開,七雄并立的的格局即將被逐步打破。韓昭侯接受申不害以術治國思想后,韓國的軍事形勢發生了一些改變,但這種術治的作用畢竟有限,在列國兼并加劇的背景下,相對于秦、魏、齊等國,韓國已不再足以與其他大國抗衡了。
春秋、戰國之際的齊國逐步完成了田氏代齊的權力轉移。田和列為諸侯后,姜齊政權壽終正寢。田侯剡繼位初,齊國屢屢遭到三晉的侵伐。在韓哀侯伺機滅鄭的同時,田齊國內由君位之爭引發政局動蕩,使得齊國宮廷變得喧囂異常。在燕、魯、魏之師入侵的同時,就連位于中原地區周旋于大國之間茍延殘喘的二等小國衛國也攻掠齊地。直到公元前386年齊國方獲得自田桓公繼位以來的第一次軍事勝利。然而在此期間,齊國內部卻又發生了田桓公弒其母事件。此階段,齊國國內政局仍不穩定,權利斗爭仍在繼續。齊國仍面臨著諸侯的攻侵,頻繁的外交活動終究沒有徹底改變齊國軍事上的被動局面。齊威王任用鄒忌和淳于髡進行政治改革,適應戰國時期的社會發展形勢,隨著改革的深入,齊國逐步強大起來,齊國進入了空前的強盛時期,“天下強國無過于齊者”[3],齊國迅速與秦、魏等大國形成鼎立之勢。
當歷史進入大變革的戰國時期,歷經楚惠王、楚簡王大規模東侵北伐,楚國逐漸走向強盛,但楚簡王之后,楚國逐漸喪失了對北方作戰的主動性,日漸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楚悼王繼位前夕,楚國社會危機嚴重,盜賊蜂起。楚悼王試圖任用吳起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改革,但這場改革由于受到舊貴族的阻撓迅速夭折。楚悼王、吳起相繼去世后,楚國政局出現短期的混亂。楚肅王在位期間,楚國軍事上基本以防守為主,失去主動進攻的態勢。直到楚宣王繼位后,楚國方逐步進入強盛時期。
戰國初年的秦國,內憂不止,“諸侯卑秦”[4]。直到秦獻公繼位后,廢除了長達三個世紀的人殉制度,徙治櫟陽,初行為市,“為戶籍相伍”[5],同時,建立諸縣,鞏固邊防,秦國社會方獲得較快發展,軍事力量也逐步增強。秦獻公改革,開商鞅變法之先路,為日后秦國強大初步奠定了基礎。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秦國國力空前增強,一躍而發展“為諸侯雄”[6]的天下強國。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更為秦國的富強及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魏國霸業的逐步衰落,秦國后來居上,活躍于戰國中后期的歷史舞臺上,逐步改變著七雄并立的天下政治格局。
自三家分晉之后,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燕國在大變革的歷史背景下始終保持著沉寂。直到公元前353年,燕國史事方見于記載。應該強調的,在戰國初年的國際政治舞臺上,燕國所扮演的并非主角。以后,燕國在戰爭中漸露頭角,學術界則普遍認為,燕國的崛起是戰國初年七雄并立格局形成的標志性事件。
歷史是一條長河。戰國史則是這條長河中激流澎湃、景象萬千的一段。洶涌的潮流席卷著萬丈波濤,滌蕩著千年的塵埃,沖擊著礁石險灘,勾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絢麗繽紛的五彩畫卷。戰國前期七雄并立的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絕非歷史偶然。早在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曾用“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寥寥數語來概括春秋時期霸權迭興,禮崩樂壞的歷史現象,但在我們今天看來,司馬遷所言僅僅是歷史的表象,著名史學家童書業先生則指出:“春秋為一過渡時代,一切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文化均開始發生變化”[7]。對于司馬遷的以上論述,童先生更有自己深刻的領會:“春秋之末,‘宗法’、‘封建’之制開始解體,新國家已在形成過程中”[8]。所謂的“新國家”,按照筆者的理解,則是大變革過程中形成的分立的單一制的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如果說春秋時期政治體制的變革僅僅是“開始”,新國家只是“在形成過程中”,戰國時期則是政治體制的劇烈變化時期,在變法改制的洶涌浪潮中,新的分立的單一制中央集權國家則已陸續建立。從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看,春秋時期霸主們尚忙于“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9],戰國時期各國“務在強兵并敵”,“海內爭于戰功矣” [10]。通過轟轟烈烈的變法改制,謀求富國強兵,成為各國統治者的刻意追求的政治目標。李悝、吳起、申不害、鄒忌、淳于髡、商鞅等一批改革家,在各國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下,提出并實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思想文化等方面改革方案。正如《易•系辭傳》所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各國的變法改制活動,魏國李悝變法最早,因而在戰國前期的歷史上,魏國最早發展成為首屈一指的天下強國。齊國通過改革,徹底改變了軍事上被動局面,進入了歷史上空前強盛時期。秦國商鞅變法最成功,也最徹底,促使秦國迅速崛起,在短期內發展“為諸侯雄”,秦國最終完成了天下統一,將中國歷史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然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改制運動中,韓國申不害的術治畢竟收效甚微,在戰國前期的歷史上,韓國介于大國之間,“兵寇交至”,難有作為。尤其在這場變法改制活動中,吳起是結局最為悲壯的人物,楚國變法的失敗則直接影響了戰國中后期楚國的發展走向。歷史煙云,轉瞬即逝,戰國前期轟轟烈烈的變法改制活動,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給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從這重意義上講,歷史是一面鏡子,更是一本生動的教科書。
應該強調的,在戰國歷史的大舞臺上,除了魏、齊、秦、楚、趙、燕、韓七雄之外,還有中山、周、越、蜀、巴、滇、宋、鄭、衛、泗上十二諸侯乃至周邊地區代、匈奴、夜郎、山戎等國族。毫無疑問,在這場大變革的歷史舞臺上,他們充當的只是配角,各民族共同締造著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并在從割據走向統一的歷史潮流中,相互交融滲透和吸收,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做出了貢獻。因此,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不應該忽略他們的存在和在戰國前期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從嚴格意義上講,不應該將其全部視為悲劇式的角色,他們的存在和不同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為戰國前期五彩繽紛的歷史劇增添了更為豐富和鮮活的素材。
本書旨在將七雄并立局面的形成置于更為廣闊的時空背景之下,以便于讀者深入領會戰國前期七雄并立局面形成的來龍去脈,加深對戰國前期時代特征及成因的準確把握。本書不是為了迎合目前影視行業靠商業炒作而吵起的“戰國熱”,同樣,由于筆者天生缺乏高超的演講能力,更沒有大膽地到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進行演講的信心和勇氣,所以,最終還是寫成了略具深度的學術著作。可以告知讀者的,凝聚著我多年的辛酸與快樂草就的所有文字是和讀者第一次見面,錯訛稗謬,是是非非,最終還是讓學人來以善意的態度幫我指出,以利我學術水平的提高。
學術著作的出版是目前困擾學者和出版行業的長久無法克服的難題。學術的發展、繁榮與出版行業的生存、壯大似乎原本就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正當為此而感到困惑時,蘇州江蘇恒爍基礎工程責任有限公司總經理常仁國先生、江蘇奇特力康皮膚藥業有限公司及同學高建軍對本書出版全力支持,蘇州河南商會秘書長禇興祥先生未本書出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是由于有了這些關心和支持中國學術發展的諸同鄉友好,才不至于使脫稿已久的這部小書永久地沉寂于書桌旁,獨自欣賞。學術研究并非一個人的事情,學術研究的成果自然應屬于整個社會。今日,這一愿望終于艱難地實現了。戰國中后期更為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是否續寫,待學人對此小書褒貶評說之后,方作決定。
(該書近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 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徐中舒:《論〈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歷史研究》1964年第1期。
[3]《戰國策•齊策一》。
[4]《史記•秦本紀》。
[5][6]《史記•秦始皇本紀》。
[7][8]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4頁,第345頁。
[9]《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10]《史記•六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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